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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】经典老电影《人生》- 周里京的巅峰之作  

2012-04-14 22:38:01|  分类: 中国电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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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老电影《人生》- 周里京的巅峰之作

 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片子了,这应该算是种遗憾吧。我很幸运,看过这部影片,也带给我人生中第一次强烈的生命震憾!它第一次将命运的选择摆在面前,让你体验选择的痛苦与艰难,更让你体验命运的无奈。只有看过它才能理解人生的苦涩,令你变得更成熟。每看到它就会让我想到无数拥有梦想的年轻人,一如当年的我,虽然各自的梦不同,但在实现梦想的争扎中,面对一次次的选择,事到如今怎样评价,那种沉重和深沉,如今只能沉默不语,如同最后黄沙路上慢慢走着的主人公——与整个人生漫无尽头的忧郁相比,其它的一切都太过渺小了。

《人生》简结流畅的述事,经典的情节暗示,淡漠的色调,仿佛都表达着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。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,获得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——最佳电影奖。无论以前或以后,我至今再未看到任何其它国产电影能达到如此的水准。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已经没有人会思想这样深刻的内容了。

 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,完全达到了世界级影星的水平。但可能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国情,会看不懂这部电影吧。我一直认为能代表中国演员济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润发二人(梁朝伟也属演技一流,但身形偏矮)。可惜中国大陆再没有优秀的产品,使周里京没能更辉煌,很可惜。

看不懂《人生》,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;
       看懂了《人生》,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。
       认识人生的选择,男人必须看《人生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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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上眼,高家林端着馍筐慌忙地走过。睁开眼,骑毛驴、盖红纱的刘巧珍在泪光中频频回头。
泪水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来。整整20年了,《人生》还是以这样刻骨铭心的方式,屡屡带着一些木纹样厚重的记忆回到人们眼前。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,一部《人生》曾引发了全国关于道德观、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;也许更加没有人知道,这是第一部被选派参加奥斯卡评选的国产影片。

故事其实不复杂。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青年,为了进入城市,奋斗又奋斗,碰壁又碰壁,挣扎又挣扎,最后,觉醒又觉醒——《人生》,似乎更像是中国版的《红与黑》,千千万万中国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血泪史。

但《人生》的价值,却远不止于如实记录了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,它有着超越情节本身的动人力量,当镜头在茫茫的黄土地、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贫瘠的山村中拉开时,让我们重回电影,寻找答案。

1982年第三期《收获》的文学杂志上,正式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。这个新生儿的诞生,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品,被视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力作。

当时,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,当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、引向虚无、引向自我、引向生存竞争的时候,《人生》这篇小说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,把“人生的意义引向火热的中国变革的现实生活中,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观”的严肃命题。

于是,《人生》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至世界、大学校园、工厂农村,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,有关“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”,旋风般地在全社会、在港台甚至跨出国界,在日本、法国、苏联、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,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讨论。数百家国内报刊、电台、电视,纷纷扬扬,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,为不同文化层次、不同生活经历、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,提供“读后感、观后感”之类的讨论场所,一时间,直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遥的人还多得多,人们为此争吵得一塌胡涂。尤其在大学生宿舍,男男女女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拳脚相加。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为“人生顾问”,来信,来访,座谈,演讲,把路遥忙得不亦乐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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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,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“高加林”的扮演者——周里京。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,骂他“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”,以致很有希望成为“最佳男演员”的周里京,在电影“百花奖”和“金鸡奖”评选中,吃了不少“哑巴亏”。

当周里京在好多场合遭到不应有的冤屈和辱骂时,“刘巧珍”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,她走起路来,不必像周里京那样提心吊胆,甚至一些怀有同情心的年轻人,斗胆向吴玉芳发出求爱的信号…… 说起《人生》,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遥。写于1982年的《人生》,是个仅仅13万字的中篇,它在发表之初,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,到了1984年,吴天明将它搬上银幕,更造就了青年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,一时蔚为大观。

以自己为蓝本,《人生》是农民的儿子路遥写的一本主角为农民的书,而高加林的人生,既是路遥人生的一部分,又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。
平心而论,路遥并不是一个天才作家,他的好处在于真诚。把生活的苦难和残酷写出来,也并不是路遥的特色,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、窘迫写得如此无辜、纯洁甚至可爱、可敬,才是他不同凡响之处。贫穷不是罪过,寒酸不是低贱,落魄依然纯真,这正是高加林们心灵的诗意,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——这样的人犹如一个贵族,应当得到尊重。

多年来,路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,勤奋克己,积劳成疾,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。于是,感动人们的,与其说是电影《人生》,不如说是路遥那圣徒般仰望理想、执著信仰的一生。1992年11月17日,黄土高原开始落雪,路遥远去,时年42岁。在他身后,伴随《人生》成长的人们痛哭失声,《人生》也由此成为无数人心底深处涤荡不尽的一方烙印。它在正统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,却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。原因或许在于,当年高加林面临的生存困境,至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,对于众多渴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、打工者来说,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,而《人生》中不屈不挠的信仰,在任何一个时代,都能为苦苦挣扎的下层青年带来温暖和抚慰。

《人生》已属过去,人生远未停滞。再读路遥,发现他正在另一个时空为这个世界做着悲情的注脚,眼睛纯净而疲惫。

1984年,《人生》旋风般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是是非非的大讨论。报刊、电台、电视、工厂农村、大学校园……关于《人生》的“飞短流长”,散遍了每个角落。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“人生”大讨论的作品,《人生》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。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,“城乡差别”、“户籍制度”、“官文化”、“关系学”、“门当户对”……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。

因此,《人生》所体现的,不仅仅是高加林的悲剧,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悲剧——他们在一个较小的社会氛围中出生,一个小的宗族中成长,接受不健全的小学、中学教育,不完整的家庭教育,以一种不满、骄傲、憧憬和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去大城市读大学、工作,城乡文化差异带给他们一种深深的伤害,这中间,有挣扎、有撕裂、有抉择,也必然有放弃。就像高加林一样,他也不想走一个大圈子,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回到出发点:他无法突破的,是城乡差别的深深鸿沟。

这是对80年代相当真实的再现。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,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走出农村的。从1977年开始,高考才成为他们进城的一条独木桥。80年代后期,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,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赎身。即便破除了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,撤销了农民进城的禁令,《人生》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悲剧,仍在不断地上演。直到今天,城乡两级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了,以“农”字为耻的国民心态仍然没有改变,实际利益的歧视更加不胜枚举。城乡二元对立的悲哀,丝毫不输于《人生》所存在的80年代。
是的,由一部电影引起全社会争鸣的情形一去不返了,《人生》的伤痕却从未远去。

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。爱情的真相却很残酷。大马河桥上,雪花飞飘。巧珍哽咽地说:“加林哥,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,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。我不识字,给你帮不上忙,还要拖累你的工作……”她摇摇晃晃跨上自行车走了,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……

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,或许一早已经注定。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,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“我爱你”。而高加林接受巧珍,更多的原因或许出于他在农村的困顿。困境下的爱情,往往徒有其形而已,文化上、精神上的差异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。重温《人生》,才明白一颗总要飞得更远的心,是永远无法与生了几只猪崽又死了几只这般平淡的生活丝丝入扣的。长相思,在长安,谁说美丽的巧珍不是错付了一腔痴情呢?

爱情是无常的,幸福却是真实的。对于巧珍来说,马拴的一句话“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,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,我都要叫你享上……”何尝又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?幸福千千万,存于心而不是显于形。对于高加林来说,做了场好梦,猛摔下来,他也不该惋惜失去爱情,他的爱情不在这里。

人生可以残酷,爱情可以无果,世事可以变迁,信天游却是不灭的。没有那些痛彻心扉的“信天游”,《人生》的魅力至少丧失近半。

月光下,马车上,顺德爷回忆起年轻时候放弃的恋人,“我死不了,她就活着!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……”高加林和巧珍黯然泪下。老人苍老的嗓音吟唱起《走西口》,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,手拉着哥哥的手,送哥送到大门口”,悲凉入骨,催人泪下。《人生》轰动后,《走西口》、《兰花花》、《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》这些动人的“信天游”也传唱大江南北。它们的原唱,就是被誉为“黄土地上的夜莺”的冯健雪。

人说“信天游”是可以“醉”死人的,这大致是不错的。即使离别了《人生》二十年,每当听见那些让人揪心扯肺的信天游,心里总会有种想哭的感觉。多少次在梦中,我们一次次回到古道西风的黄土高原上,又听见美丽善良的巧珍深情地哼唱起让人心都要裂痛的信天游: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,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……”

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,
        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,
        煮了那个“钱钱”下了那个米,
       大路上搂柴,我了一了你。
       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,
      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,
       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,
      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,你快回来……

一个西北后生,一双渴求的眼睛,确切地说,应该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——高家林,这是80年代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认识的形象。他的崇拜者、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,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·柯察金,又像于连·索黑尔,具有自觉和盲动、英雄和懦夫、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格。

在当年的大讨论中,多数人对这个中国的“于连”嗤之以鼻,高加林被称作一个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小人。其实,他也不过是一个复杂到相当真实的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,不甘命运的安排,左冲右突,苦苦寻找着人生的出路。悲剧命运不是他的错,觉醒和抗争也不是错,错在他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。

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,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扮演者周里京。那时周里京正处在表演的颠峰状态,剑眉星目,英俊逼人。影片中,他穿着破烂的毛蓝制服,手扶撅柄,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绝望,颓废,不甘还是思索——他把一个被人生作弄的农村青年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们无比痛心。

影片中,当巧珍蹲在河畔上刷牙,村民们指手画脚、议论纷纷,仿佛看见外星人一样惊讶。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说,一个人若想超脱于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,高加林是这样,巧珍一样如此。她土而不俗,不知书却达理,自卑而不自贱;她爱高加林,如痴般地爱着,但绝不向爱乞求,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;她恨高加林,但怨而不怒;她曾对妹妹说,“二姐没念过书,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。”理想如同一个个肥皂泡,如同天空中的白云遥不可及,巧珍没有追寻理想的双翼,只有捧着为高加林纳的新鞋,流着泪水嫁给了别人。

上海姑娘吴玉芳,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委婉动人,一度成为许多青年眼中“完美对象”的标准。1985年,先天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“刘巧珍”,让刚刚20岁的吴玉芳登上“百花奖影后”的宝座。那时的吴玉芳,婀娜清秀,有望星途烂漫。定睛再看时,她已经与80年代的“乒乓王子”江嘉良结为伉俪,激流勇退了。戏如其人,生活中的吴玉芳也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,为支持江嘉良的事业,她甘心退居幕后,为家庭默默奉献。1997年以后,在丈夫的多次提议下,吴玉芳又重回银幕,开始接拍电视剧。
然而“巧珍”最好的青春岁月都给了家庭,如今的吴玉芳已不是当年那个让人心碎的小女子。但这一切都不重要,还有什么比手握实实在在的幸福更让人欣慰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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